[轉(zhuǎn)貼]誰讓公民生活在權力和面子的畏懼之下？

小馬哥 · 發(fā)表于 2006-5-16 2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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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朱偉明告訴記者，自昨天起，便衣交通協(xié)管員將選擇“兩亂”違法現(xiàn)象較多單位所在的路口，如學校、醫(yī)院、寫字樓、機關等所在的路口，用數(shù)碼相機抓拍上述單位人員“兩亂”違法行為。（見《東方早報》5月9日） 
 
　　對此，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章友德認為，作為國際型的特大城市，上海應該探索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還有人認為此舉“應該會有很大效果”，因為中國文化里面有很要面子的成分。但有市民擔心，被張貼的市民可以接受嗎？從中既可以讀出公眾對和諧交通秩序的渴望，也可以看到公眾的擔心，因為這并非最優(yōu)的管理方式。 
 
　　交通秩序作為社會公共秩序的一種，同樣代表著公眾的共同利益和社會生活的正常要求，理應得到尊重和維護。而尊重的程度和維護的效果則取決于規(guī)則的合理程度和公眾對它的認同程度。眾所周知，“司機素質(zhì)差，經(jīng)常違章”，“警察素質(zhì)差，指揮不靈”，“行人素質(zhì)差，不守規(guī)矩”甚至“人口多”之類的言論經(jīng)常充斥我們的周圍，而在筆者看來，“素質(zhì)問題”是便衣交通協(xié)管出現(xiàn)的重要因素，恰恰忘記了規(guī)則的合理和公眾的認可而非“素質(zhì)”才是秩序得以和諧的前提。 
 
　　我們知道，對任何社會來說，秩序先于其他一切價值，因此任何人都無一例外地需要接受管理。從公眾對便衣交通協(xié)管的反映，筆者不無遺憾地看到，管理部門所幻想中的秩序要得以出現(xiàn)，無非是抓住了公眾對權力和面子的畏懼心理，而不是真正提高了公眾對規(guī)則的認可程度，更沒有提高規(guī)則的合理程度。處罰的目的不是為了管理，而是為了公共秩序，筆者以為，出于對權力的畏懼，并不能促使良好公共秩序的形成，因為只有在公眾遵守規(guī)則是出于對公共秩序的需要和尊重，而非出于對處罰權力的恐懼的情況下，良好的秩序才能出現(xiàn)。利用公眾的面子心理更非上策，學者馬格利特在《正派社會》一書中提出了“在文明社會里，社會成員相互不羞辱，在正派社會里，制度不羞辱人”的這樣一種社會倫理規(guī)范。正派社會的第一原則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讓社會制度羞辱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這是正派社會的第一原則。而利用面子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不讓制度羞辱任何公民”的社會倫理規(guī)范，誰能保證不會引起公眾的反感呢？如此以來，談何對規(guī)則的尊重和認同呢？讓公民生活在權力和面子的畏懼之下，不能維護公眾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帶來和諧的交通秩序。 
 
　　近代以來，嚴復、梁啟超、魯迅等一些著名學者，都反復指出，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團體意識，人各懷其私，沒有凝聚力。當下，公眾在熟人社會形成的私人道德遠遠不能適應陌生人社會公共生活的要求，由此造成社會轉(zhuǎn)型期的無奈，交通秩序的不和諧現(xiàn)狀僅僅是一種折射。事實上，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凹核挥?，勿施于人”，就是一種公共秩序理論，之所以引起世世代代人們的共鳴，與其隱藏的對規(guī)則的尊重和認可不無關系。便衣交通協(xié)管，以公眾出于對權力和恐懼為前提，并不能造就真正的和諧的交通秩序，只有讓公民遠離這種對權力和面子的畏懼，才能形成遵守公共規(guī)則的良好的行為習慣和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