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無答案的“中國模式”

和興

依照慣例，我們在歲末最后一個月份，與讀者朋友分享對本年度中國國情的觀察與分析。這個年度報告將歷時一個月，到2010年元旦結束，試圖對中國本年度的現(xiàn)狀與表現(xiàn)作一勾畫，但絕無"蓋棺定論"的奢望或妄想。
“中國模式”
今年的關鍵詞，又是"中國模式"。

今年——2009年，是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紀念。這三十年中，中國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且刻骨銘心的一場社會與經濟變革。這場變革，對中國作為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定位與自我認同，對中國人公民價值的引入，對中國未來國家管理與執(zhí)政的制度設想，對世界地緣政經秩序的重新劃分，無疑都是一帖催化劑。
1979年之后，鄧小平等老一輩改革者的基本思路是為中國"糾錯"。而糾錯的直接參照點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三十年?，F(xiàn)在，一般的共識認為，49年后的30年，中國并未能如愿走上強國富民的正道。這才有了"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但究竟"亂"在何處？ "正"又在何方？對這些可能觸及制度內涵的問題，鄧小平這一代參與締造共和國的共產黨人無力也不可能深究，更奢談形成理論共識。這大概也是他后來對理論問題堅持"不爭論"的主要原因。他們的當務之急與歷史重任是拯救當時瀕臨經濟崩潰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國，使其重新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在策略上，鄧小平倡導"摸著石頭過河"，聽上去有如鄉(xiāng)間農夫的俗語，但這或許是當時務實派領導人面對"百廢待興"中國的唯一選擇。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有許多動因，但政策的基本走向是以國家對公民"放權"為主線，恢復社會活力與日常生活形態(tài)，如：取消對基本生活資源的管制配給，以"聯(lián)產承包制"來逐步恢復農民對土地的支配與使用權，重建市場與消費機制，確立私有產權的合法性以及司法保護，個人自由選擇權，民權以及私人領域的持續(xù)擴展，政企分開，中央向地方放權，以及對黨政分權的初步實驗。這些變化，大體上是自上而下，由官而民，由管制向市場，由選擇短缺到多元化，由"大政府"向"有限政府"過渡的基本路徑。
7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國通過解放國人的選擇自由，借助市場，基本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使中國進入人均3000美元的小康國家，并取得整體國力崛起，成為最重要的新興力量，并可能很快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上一個30年，中國基本解決了國人的基本生存，重建了最基本的社會常態(tài)，使中國得以像正常的社會那樣運行。我的看法是，與它今后三十年更復雜艱巨的治國目標相比，解決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可能還是相對簡單的事情。
今后三十年間，中國必需全力解決的是中國作為國家發(fā)展的根本路向，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國家對公民的法律保護與道德義務，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公共保障機制，以及公共資源的優(yōu)良配置。
如何說，上一個30年解決了大多數(shù)中國人"活著"的問題。那么，今后30年，中國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讓中國人活得更公平，更有尊嚴，更有幸福感。與上個時期相比，作為納稅人，政府可能進入一個全力整合與征收資源以建立社會公平機制的時期。如何建立并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在中國進入老齡社會之后，如何完善退休與退休金制度？中國如何以一國之財政能力建立以公共醫(yī)療為主體，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機制？如何使八億中國農民在歷史上第一次享受公共資源？如何從公共資源的配置上縮小城鄉(xiāng)差別，取消不平等的戶籍制度？如何從制度上確立教育的公共資源屬性，使中國人得以克服地域，收入，家庭文化背景等因素，通過個人努力得到社會承認？中國應以它在上一個三十年向西方學習勤勉精神與想象力，進入一個制度的創(chuàng)新時期，逐步實現(xiàn)"民治，民有，民享"。這一制度的確立，必需有賴于政府的全力推動與行政力.

這是個很大的問號。而我的問題是，我們知道如何描述當下的中國嗎？如果說，快速發(fā)展下中國的復雜國情已經開始超越西方對中國的現(xiàn)有知識與理解框架，中國對自身面目的認知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困惑？希望我們不將"中國經驗獨特論"作為擋箭牌或當成現(xiàn)成的答案。

四個問題
就中國的現(xiàn)狀，至少有以下四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中國到底正處在怎樣的發(fā)展水平？哪個表述，最貼近中國的政治經濟與人文現(xiàn)實？哪個表述更反映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期望值或判斷？中國是最重要的發(fā)展中國家？是最發(fā)達的發(fā)展中國家？還是用我剛發(fā)明的一個新名詞：中國是一個"正在發(fā)達中的國家"？一個人均GDP水平與安哥拉相仿的國家與世界最大新興經濟體，又是什么關系？中國的整體國力與中國國民對公共財富的共享程度又應是怎樣的關系？GDP經濟對認知中國是否產生了誤區(qū)？

第二，眼下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中，用得較多的一個詞叫"政績合法性"，具體指的是在中國"開放"的特定發(fā)展時期，政府政績對其執(zhí)政合法性的決定意義。這個現(xiàn)象，有助于理解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決策思路，經濟軌跡甚至增長速度。在中國，這個"政績合法性"與中國黨內官員調動或任命制度的結合，派生出特有的中國現(xiàn)象。中國官員的任命制，特別是常見的四年調動提拔周期：第一年調研，第二年制訂藍圖，第三年第四年，執(zhí)行計劃并兌現(xiàn)政績承諾，而后即等候調動或提拔，這已經形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績周期。這足以說明過去15年間中國地方政府特別是各省會城市發(fā)展間的激烈競爭。中國官員可能也是全世界行政官員中對各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最捻熟于心的。數(shù)據(jù)就是政績。在很多中國官員心目中，中國增長的高速度，一定意義上就是這種政績合法性的完美體現(xiàn)。但是，這種政績周期可能導致政策持續(xù)性較弱，問責制度難以切實執(zhí)行。同時，政績周期也不應掩蓋中國官場中嚴重的貪腐行為。
第三，率先在美國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對世界現(xiàn)存經濟秩序帶來的激烈沖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審視與質疑美國民主制度與實踐的機會。這也成為"中國模式"討論的一部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討論已由以往對西方民主普適性的批判，延伸到"中國模式"是否具有普適性的辯論。一個中國政治學者在對筆者談及美國選舉民主時曾評論說："對一個將小布什這樣的人兩度選為總統(tǒng)的美國，還有什么什么價值可言呢。" 對此，有人可能會反問，奧巴馬不正是依托了同一個美國制度，贏得了首任黑人總統(tǒng)的劃時代勝出？！
第四，與近10年前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不同，這次討論已超越了純粹的經濟學意義。"中國模式"的倡導者認為，"中國模式"已具備與美國為代表的的西方民主形態(tài)相提并論或互補的重要價值。中國是否可以在高速增長的同時，摸索出一種新的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這還不夠。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而對"中國模式"持保留態(tài)度的則認為，是否真的有"中國模式"這一說？中國真有可能從現(xiàn)行體制中派生出一種獨特的，適合中國發(fā)展的政治生態(tài)？以高GDP增長為特征的"中國模式"是否具備內在機制與動力完善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是否真的可能通過現(xiàn)行制度建樹民意表達權，逐步完善選舉制度，建立政府公信力？
2009年，總體而言，對中國是個好年，連過去70年間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似乎也僅僅傷及中國經濟的皮毛而已。中國增長的發(fā)動機并沒有減速熄火，"保八"的目標已穩(wěn)操勝券。但我們看到，中國彌漫著一種過度的樂觀情緒。這令人擔憂。
事實上，中國仍在路上，仍在找尋路標與答案。但愿這份中國年度報告能為讀者提供思維的燃料與視野。
中國大概還不到劃地為牢，自限"模式"的時候。------FT中文網

蘇明

2009年，是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紀念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六十年紀念

玉凰王軍

我們看到了改革30年的經濟轉變。更看到了解放后60年的官府與人民、基本道德與金錢關系的改變，中國現(xiàn)在處在半坡上，我祝愿我們的國家能一路向上走得更好。